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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卓越研究系列報導—文學院:低調的卓越

更新日期:106年1月25日

圖1:日前教育部公布第20屆國家講座主持人,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再次獲獎,榮獲「教育部終身國家講座」殊榮。圖2:謝教授研究著作所提出的不少新觀點,對於學術的深化確實有所貢獻。

日前教育部公布第20屆國家講座主持人,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再次獲獎,榮獲「教育部終身國家講座」殊榮。

謝教授研究著作所提出的不少新觀點,對於學術的深化確實有所貢獻。

文學院領域包括古典與現代、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學科,甚至一般被歸為社會科學和藝術領域的學科,亦在其中。以研究特色而言,更是多元呈現,各具特色。日前教育部公布第20屆國家講座主持人,文學院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再次獲獎,榮獲「教育部終身國家講座」殊榮。文學院研究卓越者,不乏其人,因其再獲榮銜,特先予以報導。

謝明良教授是本校特聘教授,其研究領域為中國陶瓷史,近年又將視野擴及至亞洲陶瓷的整體觀察和比較。歷年來發表的著作內容,主要以中國陶瓷史為主軸的議論,約可區分成以下六種議題:

一、鉛釉陶器:以往有關中國鉛釉陶的論述,多自漢代談起,而後直接論及北朝的發展。謝教授則依據考古出土資料和傳世遺物,論證西晉十六國鉛釉陶的存在及性質;並以分區的切入角度,確認漢代區域型鉛釉陶和浙江、江西鉛釉陶窯的存在。近年的論文,則又確認了南京等地出土六朝鉛釉陶器的區域特徵,糾正以往認為鉛釉陶僅存在黃河流域的偏見。近年大陸學者常常引用謝教授觀點而進行了相關的研究。鉛釉陶鼎盛於唐代,但所謂唐三彩器皿類的性質,則眾說紛紜。謝教授首次嘗試從日本考古出土品,推測部分唐三彩作品可能為宗教用器,此說已為近年中國考古發掘所證實,並多次為學界正面引用。謝教授另據作品風格,反駁以往日方學者認為日本出土唐三彩是由第八、九次遣唐使攜入的成見,主張沖之島遺址出土作品年代,可上溯七世紀末,此說亦為學界所採信而引用。近年專著《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則論述戰國至唐代鉛釉陶的性質、消費情況及區域樣式等問題,對於全面地理解中國,甚至是東亞的鉛釉陶器有著啟發性的貢獻。

二、貿易陶瓷:貿易陶瓷是謝教授持續關注的課題之一。不僅確認清宮舊藏有日本陶瓷、泰國陶器和越南陶瓷外,亦將陶瓷置於文化史下進行考察,指出日本室町將軍的中國陶瓷收藏,實與將軍和天皇之間的政治角力有關,因而經由朝貢形式獲自明朝皇帝賜予的陶瓷等文物,具有表現地位的象徵意涵。並以陶瓷修補技術,論及其餘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史意涵。除此之外,謝教授曾探討由對於宋代官窯的鑑賞而衍生出的「碎器」的流行,其流行範圍不僅超越了質材,且跨越了國度,是理解晚明物質文明的有趣線索。該文被日譯於日本藝術學領域排名第一之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的著名期刊上。凡是涉及此一議題的論文,幾乎均會援引謝教授的觀點。

三、臺灣出土陶瓷:謝教授有關臺灣出土陶瓷的考察始於1990年代。寫作的原因乃有感於以往臺灣考古學家的興趣多偏重於史前陶器,對於十七世紀以來的施釉陶瓷較少涉及,因此施釉陶瓷的年代,極為混亂。如多見於臺南安平地區的所謂「安平壺」之年代,即有宋代、元代、明代或荷蘭產等,諸多說法。謝教授將該類作品置於亞洲貿易史的脈絡中予以考察,在方法上,首先應用亞洲印尼巴達維亞、日本江戶時代考古遺跡,以及荷蘭、西班牙沉船等資料,確認安平壺是十七世紀中國南方製品。而此一導入亞洲考古遺址和歐亞沉船資料,考察臺灣出土施釉陶瓷的研究角度,則已成為臺灣考古界的常識,此為謝教授對於臺灣考古學界的貢獻之一。其次,謝教授亦將臺南熱蘭遮城出土陶瓷,納入大航海時代貿易網絡中進行考察,明確了臺灣除和中國有密切關係,也和歐亞其他各國有所往來。其中,並發揮謝教授辨識陶瓷產地的專長,首次證實臺灣出土有日本十七世紀肥前青花瓷、荷蘭馬約利亞錫釉陶、豪頓陶煙斗、德國塩釉酒壺、英國十九世紀陶瓷和東南亞泰國、越南陶瓷等。同時亦應用中國墓葬資料,釐清澎湖採集越窯青瓷的確實年代;檢證外島蘭嶼瓮棺葬伴出陶瓷的年代,為蘭嶼瓮棺的年代提供碳十四測定以外的線索;並糾正臺中科博館對於嘉義新港鄉板頭村遺址和國立歷史博物館對於澎湖「將軍一號」沉船的定年失誤,為臺灣歷史考古做出相對準確的年代標示。

四、瓷窯年代考察、區域研究及文化史:1.陶瓷作品的年代和產地,是謝教授的專長所在。儘管中國方面的窯址或墓葬考古發掘報告書是學者據以判別產地和設定年代的重要依據,但謝教授指出著名的陝西耀州窯報告書所設定的年代有誤,已獲學界的認同。2.指出著名的史天澤墓報告書錯誤甚多,報告者有刻意誤導之嫌。3.訂正近年景德鎮珠山遺址的編年方案,並為學界所接受。區域研究方面,謝教授針對常見於四川省的宋元窖藏進行了分類,指出學界目前均將所謂的窖藏視為單一的財富掩埋一事,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主張其中應包括祭祀遺跡。此一觀點,已獲學界正面回應。另有專文指出,元代北方部分地區以模倣自三代的陶禮器陪葬入墓,而區分為《三禮圖》系統和《博古圖》系統。並在此一基礎上,結合中國墓葬出土標本,將《三禮圖》系統的禮器,上溯至北朝和唐代。證實除了現存北宋《三禮圖》之外,仍有年代更早的三禮圖系統禮器存世,並影響了朝鮮半島和日本。此一觀點,對於以文獻考據為主軸的禮學研究注入新的研究視野,亦獲學界的認同。此外,在觀察北方唐墓出土陶俑組合的基礎上,提出相對於唐代長安、洛陽兩京地區,山西、遼寧、河北、河南中北部等地,亦形成一個極富特色的明器文化圈。此說可和近年學界所提出之論點,相互發明。

五、東西交流議題:除前述臺灣出土東北亞日本、東南亞泰國、越南以及歐洲陶瓷之外,謝教授有關東西交流的論文計分兩類,其一是單純的陶瓷史交流議題;另一類即個別器式種類或圖像的比較。後者,首次指出希臘神話著名英雄Heracles傳入中國後以武士俑的姿態出現;著名女妖Medusa也來到中國,並成為中國饕餮紋般的護符。此說亦為學界正面肯定。另外,謝教授亦為文分別考察所謂「紙槌瓶」、「夾耳罐」、「雙龍柄壺」和「玉壺春瓶」等,與西方相近瓶式的關連,及「鬼子母」、「同心鳥」等圖像的傳播。上述諸說,於學界迄未形成定論,但謝教授則樂觀地期待日後進一步的考古資料來證實。特別是其《陶瓷手記2-亞洲視野下的中國陶瓷文化史》一文中,以具有說服力的考古出土文物,檢證了河南濟源陶樂俑所吹奏的樂器,乃是流行於古希臘的Aulos。

六、六朝陶瓷專題:六朝陶瓷也是謝教授的專長之一,所寫的每一篇論文,均曾被多次正面引用。由於寫作年代較早,是以很難估算被引用次數,但相關論文往往皆為國外學者或博物館資深研究員所引用。

謝教授對於學術界的貢獻,大致有以下三個部分:1.將中國陶瓷史的研究與文化史結合進行考察,拓展該一學科的視野,並使陶瓷標本成為理解歷史的重要例證,可與歷史文獻相互檢證發明。2.以亞洲歷史的視野研究中國陶瓷史上的議題,實踐了該一學科比較陶瓷史的可行性及優越性。3.首次利用國外沉船等考古資料,針對臺灣歷史時期遺址出土的陶瓷標本進行論述初步建立其基礎的年代學。以具體的研究成果而言,謝教授著作所提出的不少新觀點,對於學術的深化確實有所貢獻。由於謝教授的寫作比較講究研究史的回顧和省思,此一寫作方式和所羅列的文獻,也可提供人們入門或檢證時的參考指南,有助於讀者快速進入學術研究現狀。

人文學科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闡釋、蘊釀和履行人文精神,期將文學藝術之美,以潛移默化之形式,散播於校園及社會之中;並運用人文論述和藝術作品去喚醒人性,美化人生,豐富文化。是以文學院同仁不論是在個人生命的育成,或者是人文領域的研究,往往皆能默默地領先並影響學界。謝教授的研究,其傑出,其成就,在在顯示了人文科學中,低調的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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