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新聞

更新日期:107年12月28日

臺大卓越研究系列報導—文學院:博觀約取,厚積薄發

人文需要積累,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厚積薄發,養成大氣。因此,人文學科的經典,通常都是長時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澱,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閒暇的產物。所以,一個常規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資料收集與學術交流經費之外,其實並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人文學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夠讓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條件。當然,這並不表示人文學者不重視量化的學術評價體制,而是人文學者自有其治學之道。一方面厚積薄發,努力著作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專著;一方面也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評價標準,發表權威性的論文。職是之故,本院隱藏了不少學養深厚而又與時俱進的學者,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就是這類的典型。葉教授常認為,人文學科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闡釋和履行人文精神,因此,也主張人文學者不能只重研究而不管周遭環境,應多參加學術會議或團體活動。葉教授特別強調,人文學者不應與社會現實隔離,應該關心社會,在純學術性教學研究之外,亦應運用人文論述和藝術作品去喚醒人性,美化人生,豐富文化。

葉教授少年時即愛好古典小說、詩詞古文,並常試作,逐漸下定決心攻讀中國文學,遂考入臺大中文系。進入研究所後,興趣有所轉變,主要修習《詩經》、《三禮》、金文、青銅禮器之學,這些都是堅實厚重的傳統之學,非積漸日久,是無法見其功力的。其碩士論文《宋人疑經改經考》,為其奠基之作,乃由大師屈萬里院士指導。屈先生辭世前,因葉教授之前曾追隨孔德成先生研究禮學與金文、青銅器多年,而宋人金石之學又與禮學相關,遺命續請孔先生指導其博士論文《宋代金石學研究》,俾兼悉傳統圖書與出土文獻二者。葉教授畢業後,孔先生指示:「今人罕治石刻之學,可稍事之。」其後二十年,論述遂以石刻資料為主,但也持續從事經學及禮俗、文體相關領域的研究。近二十餘年側重《三禮》之研究,亦旁採出土簡帛中的相關資料,企圖在禮學和石刻研究方面建立方法論和體系。吾人觀察葉教授在此一方面,實已建構出其可成一家的理論系統。以下簡述葉教授在學術方面的具體成就:

一、治學重視源流的掌握和貫通

葉教授在治學的具體操作上,十分重視源流的掌握和貫通,主張研治傳統學問應從頭開始。如讀正史應從《史記》一路往下讀,俾能得其原委,而通古今之變。研究金石之學便應從該學問始創的宋代開始,循序漸及元明清。研究個別碑誌資料便應從始見的東漢開始,循序逐代研讀至清朝止。其《宋代金石學研究》、《石學蠡探》、《石學續探》三書即是具體表現。同理,研究禮儀習俗便應從《儀禮》開始,並依禮儀項目的不同作分項探討,力求始末具備,源流分明。其《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經學側論》、《禮學研究的諸面向》、《中國傳統生命禮俗》、《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五書,以及其所指導的研究生論文如:相見禮中的「介」、鄉飲酒禮、顧命禮、齋戒禮、居喪禮、慶生禮、唐代婚禮、禮例之學、鄭玄禮學、魏晉喪服等範疇,都秉持通代貫穿的原則展開研究。因而葉教授探討或指導一個領域,通讀及研究資料費時都很久,出版一部著作,寫作時間往往歷時七年、十年以上。而這正是一種學術的積累,呈現的則是一種厚積薄發的氣象。

二、論文強調開創與論述的完整

葉教授的著作,金石學以石刻為重點,經學以禮學為重點,論文強調開創性與論述的完整性。

在金石學方面,《宋代金石學研究》一書,是該範疇的奠基之作,引發了臺灣學界一些相關的文獻學、藝術史的論文,近年尤夥。石刻研究方面,雖為已歷時千年的學問,但前人對此一方面缺乏明顯具體的方法論述,初學者極難入手。葉教授則企圖進行完整且有開創性的論述,如以石刻群的概念印證漢唐碑額書寫的通例與官制的關係、論碑誌文的演變、明述失姓碑誌的考證方法、糾正石本必較集本正確的誤說等,應較前人明確完整且有新觀點。其他八十餘篇個別碑誌的考釋,觸及極多學術領域,而其發現的「唐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更吸引其後日本及大陸學界對井真成、禰軍墓誌及中日「天皇」稱號的年代的高度關懷。葉教授專門研治石刻時,海峽兩岸幾無其人,現因陸續出版大量重要資料,大陸與臺灣學界研究者日增,《石學蠡探》、《石學續探》二書中所開發的議題、方法,遂為重要參考著作。

經學方面,其碩士論文《宋人疑經改經考》,三十餘年來始終擁有極高引用率,並引出葉教授的他校《元人疑經改經考》、《明人疑經改經考》兩本論文。禮學方面,《儀禮.士昏禮》3D彩色動畫VCD更為世界首創,雖係在孔先生《儀禮.士昏禮》黑白電影的基礎上製作,但頗有修正。十餘年來,雖有若干學者擬仿效製作其它古禮之動畫,迄無完全完成之例。而葉教授與資淺同事二人合著之《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為關於該主題第一部專書。其《經學側論》與《禮學研究的諸面向》中,禮學論文最多,各篇所論,問題意識明顯,方法意味濃厚,資料掌握充分,視野開闊創新,包括禮儀沿革的縱向觀察及橫向剖析,以結合成一個體系,又如古禮書及其儀節的層累性分析、「曲禮」史的闡述、韓國《禮記》學的探討、禮儀與文體互動關係的研究等,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應為富於前瞻性之作,故《禮學研究的諸面向》一書獲得臺大傑出專書獎。《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亦已出版,議題較前集更為集中深入,凡十八篇,皆為厚積薄發,傑出之作。

三、研究持續而深入與思想靈活而融通

葉教授研究的主要範疇是石刻學和禮學,其特點有二:一是在選定範疇後,即持續研究不懈。其石刻研究約在1979年開始,禮學研究約在1975即已開始,但造詣不深,近二十餘年則集中大部分精力,力求深入,且一直持續,較有自信,對問題的考慮較為周全,解析較為深入。二是思想靈活,既能掌握傳統的研究方法,又能作跨領域的融合,以經學研究、禮俗研究、石刻學研究、文體研究各方面相互為用。因此,有所開創與突破。葉教授喜讀前人各式筆記,曾云:前輩學者在研究之心得尚未成熟前,為求慎重,常書之於筆記之中,若干關於文史知識的意見,因較零星,難與其他文類的作品合編,也常載於筆記中,若能時常閱讀前人筆記,不只增廣見聞,更有助於啟發研究靈感。或因此故,葉教授喜談掌故,而對種姓、官制、度量衡等知識也饒具興趣。

四、極力提倡集體研究與合作交流

葉教授鑒於國內學者從事研究往往各自為政,不相聞問,以致內容重複,浪費精力之處甚多,因此極力提倡集體研究與合作交流。集體研究方面,曾與同事夏長樸、李隆獻合著《經學通論》,與李隆獻、彭美玲合著《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與黃沛榮、王博、梅廣、張光裕、楊秀芳、張寶三合撰《文獻及語言知識與經典詮釋的關係》,又與鄭吉雄、徐富昌合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等等,皆是其例。此不僅能集眾人之力以加深論著的內涵,亦有助於獎掖新進學者勠力研究。合作交流方面,葉教授曾在中文系主任任上,舉辦或合辦十餘次大中型研討會及百餘次海內外學者的學術演講外,亦曾推動與成功大學中文系輪流主辦研討會,互相拜訪切磋,加深南北學者的交流。同時積極安排同仁至國外大學講學,成效良好。在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任上,葉教授也積極安排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曾以經學及古典文學為範圍舉行發表會,一次發表論文五十篇,打破該學門的紀錄。又首次為該學門組團出訪外國學術機構,共訪問日本八個漢學重鎮,達成台日學術交流之目標甚多。

總體而言,葉教授對於自身研究領域,始終主張:能承認經書的存在,經學才有生命,認為經學研究應以經書的研讀與詮釋為根本,不能只講經學史;若只講經學史,等於否認經學在現今仍具價值,經學將喪失其生命力,經學若喪失生命力,則經學史之研究,亦將成為可有可無之事。對傳統典籍和金石簡帛資料之間,認為有主客之分。傳統典籍是主,金石簡帛資料是客,所以應先熟悉傳統典籍,方才具備研究金石簡帛之條件。不宜反客為主,過度強調出土金石簡帛資料的重要性,更不宜捨傳統典籍不讀而直接去研究金石簡帛資料。同時也認為,文類之演變,主要受到大文豪的影響,是以研究一種文類的演變,亦應以微觀之文句剖析為主,才能洞見作者之匠意,進而了解其影響力之所在。若僅作宏觀抽象之議論,則意義不大。此外,葉教授之治石刻與簡帛,服膺王國維先生所提出之「二重證據法」,重視傳統典籍與出土資料的交互運用。如研究一代碑誌,必先閱讀該代史書,以熟悉當時的人物傳記、禮制風俗,然後解讀石刻資料;之後,再以石刻資料補正傳統典籍。可見其治學之次第、方法,皆有法有則。大體說來,葉教授之論著以謹嚴見長,不輕易倡議新說;甚至有一文草成,擱置篋中二十餘年而遲未發表者。但若有論述,輒具特見,為人重視。既能廣博地閱讀群籍而擇其精要,又能蓄積豐厚學力學養而不急於表現。凡此,皆可見其治學之嚴謹,故其研究深受海峽兩岸及日本學界之推重。蘇軾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葉公之謂乎!

  • 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

    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

  • 葉教授著作

    葉教授著作

當期焦點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lurk 轉寄好友 友善列印
回到頂端